[每周一书] 重登亚马逊图书销售榜首的《一九八四》

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二十世纪重要事件的亲历与目击者难于分享他们的记忆，那如果不是温馨、狂热的怀旧，就是不遗余力的唾弃与否认。想到自己的一次与他人记忆的冲撞，是关于一本书：《1984》，它不仅牵系着本世纪的若干重大事件，它本身亦是诸多重大事件之一。

在我的大学时代，读到了此前从未听说过的《1984》，读的是彼时彼地一个特殊版本――那是本经历了“文革”岁月的人会记得的、特殊的杂志：《编译参考》，大开本、大字号、素面子。一本特权层的杂志――对于“文革”，一个不无怨憎与伤痛的点，是在“闭关锁国”的年代，特权层从未与外部世界隔绝：江青始终追随着最新的好莱坞电影，林立果酷爱美国摇滚。1978 或 1979 年《1984》分三期连载。不知是通过什么途径，它流布进了大学校园。作为一本确定无疑的“反动寓言”，它在大学生、也许是我置身的那个小世界里，引发了微型地震，那个年头，对知识、书籍的饥渴仍十二万分地被封闭和匮乏所放大。和大多数难于获得的新书一样，它在不同的宿舍间流传。每人两小时吗？不记得了，只记得曾被排到午夜两点，当然是无怨无悔地等到那个时刻；第二天嘛，只能旷课了。记得最初阅读时的战栗，那是一种毛骨悚然、撕心裂肺的恐怖认同：第一次，从外面，从一个寓言(预言？)中读到自己成长的年代，读到了曾无限熟悉的一切：旗海，巨幅画像，胸章，臂章，“欢乐幸福”的人群，无数的狂欢式的游行，禁欲的、狂热的少女；甚至匮乏的物质供应、劣质香烟以及吸劣质香烟的方式――小心地揉松、磕实、点燃，而后直立起吸，一如后来的某些吸毒者；甚至有在极度匮乏的年代，对一点点精美的物品、尤其是对文具的情欲般的渴求和珍爱。只是“他”的名字，是“老大哥”。在深深的震惊和慑服中，反复地默念着作者的名字：乔治·奥威尔。――他怎么会知道？他怎么能想象？充满敬畏地发现，成书的日期，是 1949 年。在断续的阅读和焦灼的等待中，读到了主人公的离轨，读到了他的秘密日记和秘密爱情。一份欣喜，一种自恋式的认同：将自己从 1975-1977 经历的心灵反叛和不轨初恋附着其上。窃以为此前的悲剧是因为人们没有机会获得“真理”――因真理被监禁，谎言遍布于世。

恰有一个极为风云的作家来学校演讲，作为一个经 23 年流放的“归来者”，他颇富传奇，作为一个刚刚发表了轰动作品的文人，他极富口才。他讲：越战斗越安全；他讲，一个人一旦获得了真理，便不可能再被征服。听得热血沸腾。顾不得平素的矜持冷漠，拍痛了手掌。但不久，此君便因一时“风吹草动”，露出了极怯懦的面目。我遭到的打击，近乎失恋。也是在这时，终于读到了书的后三分之一：主人公终于和他神秘的“知音”相逢在“没有阴影的地方”。那是警察机构的大楼：没有开向外部世界的窗口，但灯光永不熄灭。

在无尽的肉体和精神凌虐之后，是对爱人的出卖。是对爱的背叛。是不再知道爱为何物。是“忘怀洞”――对记忆的彻底改写。是权力面前无所谓“真实”与“真理”。对于权力机器，肉体的消灭不是目的，心灵的征服才是战绩。尽管彼时已不再“全信书”，但那是本什么书啊？！简直是圣音。于是，这样的结局，不啻于五雷轰顶。我仅有的一点乐观被粉碎，仅有的一点希望被遮蔽；为了这本书，原本便陷在阴郁中的我更加颓唐。在无人处，我甚至会恐惧地对着光源伸出我的手掌，惟恐有一天看到了不存在的第六个手指――如书中被权力/暴力重塑过的主人公。“1984 年”，成了一个梦魇。难道更恐怖的年代尚未到来？

不久，结交了第一个外国朋友(用当时的标准说法：是“外国友人”)苏珊娜。颇吻合于对洋人的想象：我们两个人比肩而立，一样的身高，但她却婀娜丰满，金发碧眼。同住一室，第一次接触一个完全异样的人种，一份截然不同的文化；也是第一次体味：疆界可以跨越，文化可以交流。也许是苏珊娜的学识和胸襟给了我太多的希望和幻觉：对于友善而优雅的欧洲人。但确实，如果说，八十年代国门初开，那么是这个德国姑娘向我展示了迷人的外部世界。一日，谈起了《1984》，我说起我对小说的预言性的惊叹，并未说得更多――我毕竟认定，她不会懂得。她却激动得站起来：“谁说是预言？他写的是历史。是纳粹！”

“纳粹？当然不。他写的是红色恐怖。”我们好像在争夺这悲剧的原型权。

为了证明，她翻出德国的画册。

是的，“一切”都在上面：旗海，巨幅画像、胸章、臂章，欢乐幸福的人群，无数的狂欢式的游行；还有禁欲、疯狂和物质匮乏――那是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日后看到纳粹著名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发现与我们成长年代的大歌舞，除了意识形态的对立，其表象系统相像到令人发指。所不同的，是我在其中长大成人，而她是在父亲反复的讲述中铭记了那可怖的岁月。

她因此不同于视二战为不可逾越的历史断层的西方同代人。

对，在我们“争夺”悲剧所有权时，她出示给我一只密码锁，码号是 1984，她说这锁从高中寄宿学校跟她到现在；她祈望每一次开锁，便是一次对魔咒的解除。她同样恐惧着历史的轮回。在 20 岁的年龄上，几乎下泪――为一个来自异文化的知交。1984 年，她给我写来短信：1984 年到了，上帝保佑我们。――对宗教极端轻蔑的她，用了这样的措词。1985 年元旦到来的时候，世界重要报刊的话题之一：我们安度了 1984 年，预言幸未成真。

我记住了那把锁，它第一次使我尝试走出自己的历史和伤痛，望向疆界之外，去思考集权、暴力、体制与自由。一直热衷于阅读种种关于大革命与历史浩劫的书籍；因无法逃离记忆中的梦魇，便尝试去正视它。法国大革命，纳粹，奥斯威辛，古拉格群岛，麦卡锡时代的美国，法国五月风暴。是的，《1984》不是一个关于中国的预言，也不只是一个关于红色的寓言。

后来知道，苏珊娜也错了：她和我一样过分沉湎于自己的历史与自己国度中的创伤记忆。

如果说有某种引发奥威尔写作《1984》的历史动因，那么它得自第三帝国，也得自三十年代苏联的“大清洗”：它是一个关于现代专制的天才寓言。

注：上文摘自戴锦华书评“《1984》与世纪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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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名：Nineteen Eighty-Four
作者：[英] 乔治·奥威尔
译者：董乐山
评分：9.3

《一九八四》是奥威尔的传世之作，堪称世界文坛上最著名的反乌托邦、反极权的政治讽喻小说。他在小说中他创造的“老大哥”、“双重思想”、“新话”等词汇都已收入权威的英语词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出“奥威尔式”（Orwellian）、“奥威尔主义”（Orwellism）这样的通用词汇，不断出现在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笔下，足见其作品在英语国家影响之深远。

“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有评论家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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