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日明：小镇做题家式思维的问题在哪里？

最近，国家话剧院公布拟录取员工名单，明星易烊千玺等几人在列，明星入编引起很大争议，网友批评明星靠特权和普通人抢编制。有粉丝因此“脱粉”，例如某超话连续签到 1318 天的铁粉说，“他没有笔试直接面试，日薪 208 万毕业，美美进编制，想了想我这几年为了考编学的习熬的夜吃得苦和流的眼泪，想想天天拿著那点工资省吃俭用努力的生活，他哪里还能配得上我的喜欢啊？”

这种言论受到很多批评，有评论认为，“这些小镇做题家每天上培训班，做真题卷，也仍然考不中那个能为他们带来安全感的编制内职务。所以当看见能从市场上赚大钱的明星，还要分走几个编制内身分时，总觉得抢了自己的坑。但这是一种幻觉。”这一批评进一步激化了情绪，有人翻出以往言论，认为作者向来瞧不起普通人。

做题家一词，源于网络论战，本指擅长高考很会解题目，但是不会解决实际问题的人，随后因一个作家频繁使用而流行起来。据谢晴天在 2020 年的一篇文章描述，在豆瓣网的“985 废物引进计划”小组里，聚集了一大群网友，他们讲了很多类似的故事：在小镇出生、成长，凭借勤奋刷题，考上名校，但刷题策略在大学中失效，受家庭和生活经历的局限，他们逐渐泯然众人，自嘲“应试教育的废物”，高考放榜那一刻可能是其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小镇做题家是这一现象的概括。

“做题家”的定义深刻洞察了中国现实，换一种说法，可能更容易让人接受：高考是中国人的信仰。这种信仰不仅要求一切都要为高考让路，也要求考试成为唯一的人才选拔方式，这种信仰可能承认“高考或许很坏”，但他们更会认为“没有高考会更坏”。丁真爆红后，有人认为“我努力学习不如人长得好看”，柯洁够聪明了，保送清华也遭遇了很多质疑。从这个角度看，质疑演员岗位招聘“没有笔试直接面试”确实符合“做题家”的特征。

考试信仰还不断的向其它领域扩散，研究生入学要考试，当公务员也要考试，进入事业编制需要考试，除此以外，还有各种职称、执业资格等，都需要考试。近年来，国内博士招生全面实行申请审核制，但很多名校仍然安排笔试环节。虽然笔试在选拔创新、高级人才上的弊端是明显的，但有一些人认为笔试对于避免腐败、特权寻租是必要的。

考试最公平是一种“meme”，实际并不一定。采用 2015 年人口小普查的微观数据匹配亲子关系以后，经计算可以发现，没有经历过高校扩招的“70 后”，其父亲是初中学历时，子女本人学历是本科及以上的比例是 5.3%，当父亲学历是大学本科时，子女本人学历为本科及以上的比例就上升至 55.3%，两者入学机会相差近 10 倍。高考是青少年间的竞争，更是他们父母之间的竞争，学历、职业、家庭收入是竞争力差距的基础因素。由此可见，即使是标准化的考试，家庭背景是影响考试结果最核心的因素。

小镇做题家的范围也被严重扩大了，原本仅限于名校毕业生人群。这个人群规模并不大，每年毕业的 985 本科生和研究生分别不到 20 万，其中 985 本专科占全部高校不足 3%，全部双一流高校的本专科生分别为 61.4 万、42.6 万（2020 年，教育部），占比也不到 8%（占同龄人的比重更低）。

很多以考试刷题为信仰的非名校人群也卷入到讨论中，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擅长考试。有意思的是，他们仍然执着的认为考试最公平，并且加入到脱产考研考编考公的大军中。据麦可思研究院《2022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的数据，2021 届待就业本科生有半数在准备公务员、事业单位招录考试，相比 2017 届翻了一倍。

小镇做题家错在哪？首先，他们希望只通过考试才能入编、入公，目的不是为了公平和平等，而是为了获得和其它人不一样的特权与待遇。公务员和事业编制除了可以获得潜在的权力寻租收益，更是铁饭碗，收入远比其它职业要更稳定。吊诡的地方正在这里，他们希望用公平、平等的机制去获得特权与不平等，既然路的尽头是特权和不平等，为什么资源的配置机制会公平、平等呢？

其次，考试和人才选拔有一定的共通点，但并不完全一致。做题家有一个理想的竞争环境：边界是清晰的（有考纲），输赢有规则（有标准答案），有终极仲裁者（考试院、阅卷人）。简言而之，考试就是把竞争限定在一个狭小的高度标准化的环境，要素禀赋不变，解题思路方法也不变，最后只能堆叠刷题数量，刷题可以保证他们的发挥是稳定的，哪怕边际收益递减也在所不惜，这也就是所谓的内卷。他们还会揣摩阅卷人的想法，至于自己的真实想法并不重要，拿到分数是最重要的。

标准化考试很适合能力检测，国内外的各种资格评定大多采用标准化考试，但分数只要过线就可以认定资格。这种标准化考试用于人才选拔时，就容易出问题。封闭的、标准化的环境里，只用一个分数要分个高低，就只能内卷，刷题只为获得一个相对高的分数，能不能选拔出万里挑一的人才且不说，还浪费生命，苦读十几年，只为获得一个敲门砖。

真实世界也是一个考场，但考试规则完全不一样。市场竞争是高度不确定的，没有人会告诉考生（劳动者、企业）要考什么，真实的考官（老板、消费者或者买家）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考生要洞察、创新，发掘甚至是创造消费者内心不曾被发现的需求。

演员这个行业的不确定性更高于普通产品。大多数观众嘴上会说喜欢演技派、尊重老戏骨，但实际选择可能非常现实，流量大幅向小鲜肉倾斜。演员这个考场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固定的考官。演员水平高不高，只能依赖市场选择。也许有人心里不舒服，觉得演技总有个评判的标准，但再好的演技，带不来票房，这个演技就没有市场价值。

国家话剧院显然是知道这一点，招聘公告明确“演员岗位不参加笔试，通过资格审查的人员直接进入面试”。更接近真相的是，国家话剧院和明星两者之间，国家话剧院招聘明星的收益巨大。国家话剧院虽然是体制内，但公众的存在感不强，据国家话剧院公布的预算，2022 年国家话剧院财政拨款收入 9400 万，事业收入和其它收入为 1 亿元左右。易烊千玺被调侃日赚 208 万，折合年收入高达 7 亿元以上，这可能有些夸张，但他一年创造 1 亿左右的经营收入并不算太夸张。有明星加盟，明星带来的流量会让国话的演艺收入上升。

最后，做题家思维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第一，做题家的视野里，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必须要分出高下，必然是你死我活。这个经验也不能算错，无论是中高考、考研，还是考编考公，名额都是有限的，所以做题家才会有明星挤占了普通人的编制的看法。

现实世界并不全是零和游戏。无论是制造业的竞争、服务业的发展，还是区域间的竞争，都有大量例子显示合作共赢是存在的，你发展了，我也会变的更好，关键在于不能把游戏规则仅仅限定在分蛋糕。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1998 年的国企下岗，在此之前，中国经济还没有完全融合到全球经济中，城镇就业人员有八成是有劳动的城镇职工，而城镇职工有 95% 是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俗称“铁饭碗”。如果仅仅局限于内循环，中国城镇就业根本容纳不了这么多人，如果都想着铁饭碗，结果就是大家的饭碗一起被砸。但中央政府启动国企职工下岗以后，中国加入了WTO，中国迎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尽管铁饭碗占城镇就业的比重大幅降低到原来的三四分之一，但中国城镇就业人员的人均收入和劳动生产率持续多年高速增长。如果视野仅仅局限在自上而下的分配资源，而不是市场化的创造、发掘新的资源，我们就无法理解，过去二十年，为什么中国每年新增那么多城镇就业人员，但失业率没有大规模上升。如果仍然局限在 1998 年以前挤在体制内的思路，中国经济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

在今天，存量竞争的内卷观念依然盛行，很多人坚持认为城市是有承载力上限的，大城市必须要进行人口规模控制，维持非常严格的落户政策和义务教育子女入学政策。有些城市把落户也做成了考试，采用积分或者不同项目的总达标筛选人才。为了获取分数，非户籍居民不得不为了落户而考职称、读研究生。做题家思维限制了发展，他们没有看到人在使用资源的同时，还是劳动力供给者，他们的消费和创新更是大城市最重要的增长来源。

第二，做题家的对立面是风险（知道我们不知道，或不知道我们知道）、不确定性（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做题家害怕风险和不确定性，他们希望拿铁饭碗，他们希望通过考试来获得编制，这些都是降低风险、增加确定性。但利润是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对价，没有风险、只有确定性，那么就没有利润。这是静态的、没有增长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社会。

竞争从来都没有考纲，市场的边界需要人去探索、去创造。我们的社会，正是有一些人愿意去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控制风险，或者将“不确定性”化为“渐确定性”，他们敢于去探险，发现新大陆、发现新元素、发明新工具，这些都是超纲的举措，有这些人的社会才会有进步。

第三，做题家思维也无法理解多样性。创新源于多样性，事实我们并不知道哪条路才是正确的，保持多样性，才能让多种可能并存，发现正确道路的可能性才会更大一些。

做题家和创新是天生相悖的。刷题刷多了，人生的行为模式很容易定型，靠刷题从小学刷到了工作岗位上，突破陈规成见的能力已经降到最低，他们也不愿意再去探索世界的新边界。更无法指望他们像哥伦布、达迦马那样走出欧洲的内卷，开启惊心动魄的大航海时代。

我们需要警惕，如果全社会都以做题为主要选拔手段，直接的效果就会降低社会的多样性，选拔的指挥棒会系统性的降低各种特质分布的标准差，人群特质趋同。但真正的人才可能是三四个标准差以外的人，只占人群的 1% 甚至 0.01%。钱颖一教授提出过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和技能掌握，均值高，但方差小，均值高意味着整体平均素质高，但方差小意味着两端的人少，出众的人少，杰出人才少，拔尖创新人才少。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要走向创新型国家，扭转高考信仰、系统性的消除做题家思维是必要前提。

原标题：小镇做题家式思维的问题在哪里？
作者：聂日明
来源：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