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书]《我的应许之地》犹太民族的复国史
从我记事之始,我就知晓了恐惧,那种真切的恐惧。我生长于以色列。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以色列,是一块富有活力的希望之地。然而,我总觉得,在那时的家乡,在富人们豪华的宅邸和漂亮的草坪之上,似有暗波汹涌。我恐惧着,总有一天,这汹涌的暗涛会吞噬掉我们所有人,就像神话中的大海啸一样,摧毁海岸,将以色列一扫而空。也许,以色列会成为另一个亚特兰蒂斯,迷失在海洋的最深处。
1967 年 6 月的一个早晨,我那时 9 岁,跑到父亲跟前—他当时正在盥洗室剃胡子—询问他那些阿拉伯人会不会赢?阿拉伯人会占领以色列吗?他们真的会把我们一个个全都扔进海里?而就在几天后,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
1973 年 10 月,灾难哭号着揭开序幕。在静谧的赎罪日下午,我感冒卧床;与此同时,F–4 战斗机轰鸣着撕裂天空。他们从我家屋顶 500 英尺高的上空飞过,前往苏伊士运河拦截突袭以色列的埃及军队。很多飞机再也没有回来。当西奈沙漠及戈兰高地防线崩溃的消息传来,16 岁的我目瞪口呆。在那十天里,我陷入极大的惶恐之中。看起来,我最初的忧虑变成现实—以色列的危亡就在旦夕之间,第三圣殿的石墙摇摇欲坠。
1991 年 1 月,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伊拉克向特拉维夫市发射了“飞毛腿”导弹,又有传言,我们可能会遭到化学武器袭击。于是,一连几周,以色列人无论去哪儿都随身携带自己的防毒面具包;偶尔有防空警报拉响,我们便立马戴上面具躲进防空洞里。虽然传闻中的化学袭击并没有发生,但是,每天重复着这种荒诞的、离奇的仪式,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如疽附骨。我曾那样细致地聆听空袭警报,数算它的每一个音阶,也曾那样惶然地望向我深爱的人们,望向从德制面具中透出的、一双双惊恐万状的眼眸。
2002 年 3 月,一系列的恐怖袭击震撼着以色列。来自巴勒斯坦的自杀式爆炸袭击者攻击着公共巴士、夜总会、大商场,数以百计的以色列平民因此丧生。一天晚上,我正在撰写有关耶路撒冷的文章,突然,传来一声近在咫尺的、巨大的爆炸声,就在附近的酒吧!我一把抓过速记簿跑上街道。然后,我看到三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坐在酒吧里—他们已经死去,面前的啤酒杯还是半满;我看到一个娇小的女子躺在拐角,年轻的脸庞泛着死灰,失去了生命迹象;我看到更多受伤的人在尖叫,耳边是他们无助的哭号。就在这灯光灿烂的夜晚,在被炸得粉碎的街边酒吧,我环顾四周,看到自己身处人间炼狱。作为一个专栏撰稿人,我经常被问到这些问题—以色列的未来在哪里?这令人发疯的现状,我们还要忍受多久?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以色列人享有盛誉的生命力,会屈服于企图灭亡我们的暴力?
1967 年的“六日战争”,我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胜利驱散了我们的战前恐惧。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的复苏,医治着 1973 年赎罪日战争的深深伤痕;90 年代的和平进程修复着 1991 年的海湾创伤;新世纪的繁荣掩盖了 2002 年的恐怖。恰恰因为一直以来的前途未卜,以色列人无比坚信着自己,坚信以色列的民族与国家,坚信着未来。然而,这些年来,笼罩在我心头的那层淡淡的恐惧始终未曾远离。谈论,或者显示这种惧怕成了一种禁忌,但是,它确实在那里,无论我身往何处,它如影随形。我们的城市就像建在流沙之上,我们的住宅从来不曾坚固。尽管,我们的国家逐渐变得强大、富庶,我依然忧虑地感到—它脆弱无比。我意识到,我们显露多少力量,就会面临多大威胁。是的,我们的生活仍然是充实而富足的,我们奋发图强并享受快乐。以色列建立的安全感来自它在物理、经济、军事方面取得的成就,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及活力。然而,我总是恐惧着,有一天这样的生活会倏然冻结—就如火山灰下的庞贝城一样。以色列,我挚爱的家乡,一旦数量庞大、装备精良的阿拉伯或伊斯兰军团突破它的防御,我的以色列将不复存在,湮没于史海。
从我记事之始,我就知晓了占领。就在 9 岁的我问父亲阿拉伯人会不会打败以色列的一周之后,以色列就攻占了阿拉伯人口稠密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一个月后,我与哥哥跟随父母踏上第一次家庭迁徙之旅—我们将前往新占领区的拉马拉、伯利恒和希伯伦。我们所到之处,尽是燃烧着的约旦吉普、卡车、军用战车,投降的白旗在房屋上空飘荡,街道上以色列的坦克碾过豪华的奔驰车以及车里烧焦的尸体。那些与我同龄,或比我还小的巴勒斯坦孩童,清澈的眼睛里笼罩着无尽的恐惧,他们的父母则是一脸悲痛屈辱的表情。不过短短几周,强大的阿拉伯人变成了受害者,而险遭灭国的以色列人成了征服者。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胜利了,它骄傲而又得意地陷入狂欢,深深陶醉于自己强大的力量之中。
当我还年少时,我觉得一切并不坏。大家普遍认为,所谓的军事占领还算仁慈。现代化的以色列为巴勒斯坦占领区带来了进步和繁荣,我们落后的邻居开始享有电力、自来水及医疗服务—这是他们之前从未有过的。他们必须承认,自己的生活从未这样好过,并且感恩我们赐予他们的一切。当迎来真正的和平时,我们会归还大部分占领的土地。就目前而言,在以色列的国土上,一切都很好—全国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和平共处,享受平静和富足。
直到我成为一名士兵,我才意识到,我错了。加入以色列国防军精锐伞兵部队 6 个月之后,我被派往占领区的市镇。10 年前,我曾在那些地方度过了童年时光,而现在,我被分配做一些不怎么光彩的苦活儿:驻守检查站,以及软禁、暴力驱散游行示威的人群。最打击我的,就是闯入民宅,把年轻男人从温暖的被窝里拽出来,进行毫无人道的午夜审讯。我不禁自问:这算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保卫祖国的方式是欺凌平民、剥夺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为什么我的祖国以色列要占领和压迫另一个民族?
所以,我成了反战运动的一分子。从一名年轻的激进分子到一个专栏作家,我用激情对抗着暴力征服。20 世纪 80 年代,我反对在巴勒斯坦占领区建立犹太人定居点,90 年代,我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的巴勒斯坦建国运动,21 世纪初,我支持以色列单方面从加沙地带撤军。但是,几乎我参与的所有反战运动最后都失败了。现在,距我们第一次家庭迁徙已有将近半个世纪,西岸地区依旧被占领着。更糟糕的是,“占领”已经成为这个犹太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一个以色列人,它同样也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我反对军事占领,却仍然要为此负责,因为,我不能否认或者逃避这个事实:我的国家以色列,已经成为一个侵略他国的国家。
直到几年前,我才突然领悟,我对国家未来的深切恐惧与我对国家占领政策的道德义愤密切相关。一方面,以色列是唯一一个实施占领政策的西方国家;另一方面,以色列又是唯一一个切实受到威胁的西方国家。占领和威胁的双重作用使以色列那样独特,以至于成为这个国家的两大支柱。
很多观察员和评论家否认这种二元性,左派关注占领而忽略威胁,而右派恰恰相反。但是,事实真相是,如果不把这两个要素纳入同一个世界观体系下考察,就不能真正理解以色列,或者理解巴以冲突。任何不注重紧密联系二要素的思潮及观点,势必流于缺陷和无用。只有第三种途径—将占领和威胁内在化,才是切合实际并符合道德规范的,才能帮助以色列步入正轨。
1957 年,我出生于雷霍沃特市的大学城。我的父亲是一位科学家,母亲是一名艺术家,我的祖先们不乏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起者。像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我在 18 岁应征入伍,成为一名伞兵。服役期满后,我进入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修习哲学,就是在那儿,我投身和平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权运动。自 1995 年开始,我为以色列自由派的主要媒体之一《国土报》撰写文章。尽管我总是站在支持和平、支持“二国方案”的立场,但是,我逐渐意识到和平运动的缺陷和偏见。我对“占领”和“威胁”的理解使我的声音不同于那些主流媒体的观点。在我的专栏里,我同时挑战着左翼势力与右翼势力。我已经认识到,在中东问题上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正如没有解决巴以冲突的捷径一样,以色列的情况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甚至可以说是悲哀的。
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以色列的表现可圈可点—她有效遏制了恐怖主义活动,高速发展尖端科技,令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欣欣向荣。她的经济强势如猛虎,向全世界展示着一个生机勃勃、富于创新的强国形象,并享受着这一切。然而,在这非凡成功的光环之下,一种焦虑正在默默地酝酿、发酵。以色列人开始大声地提出质疑—这些问题也是我这一生中不停扪心自问的问题。这不再是简单的左翼与右翼的区分,或者世俗与宗教的对抗。我们正在触及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很多以色列人为新以色列的复兴感到不安,他们怀疑自己是否还属于一个犹太国家,甚至怀疑以色列的前途。于是,有人申办了外国护照,有人送子女出国留学,社会精英们也开始留意除以色列之外的其他选择。尽管,大多数以色列人仍然热爱他们的国家、赞美她的福祉,但是,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对以色列未来的坚定信念。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到来之际,贪婪的以色列已被五大隐忧的重重阴影所笼罩:巴以冲突在可预见的未来并不能止息;以色列的区域霸权战略正在经受挑战;犹太国家的合法性遭到削弱;深度变革的以色列社会越发两极分化,自由民族的根基摇摇欲坠;调控不力的以色列政府不足以妥善应对诸如军事占领、社会分化之类的严峻挑战。五大隐忧之中,每一个都意味着重大威胁,而它们的合力更引人注目。以色列的战略优势濒临消失,以色列的合法性日渐凋零,以色列的民主旗帜逐渐破裂,以色列的社会矛盾使民众渐行渐远。如果现在不能实现和平,以色列该如何承受又一个长达整整一代的世纪之战?尽管,以色列仍然保持着创新、魅力与活力,她却已经成了一个深陷质疑的国家。焦虑徘徊在这片土地之上,宛如处在一座不祥火山的巨大阴影的笼罩之下。
这就是我展开这段历史旅程的原因。这就是以色列建国 65 年之后,所面对的核心问题,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起 116 年之后,所面临的核心矛盾。如今的挑战,远远超出当时的军事占领,也比单一的和平议题要深入得多。我们每一个人都将直面以色列问题的三重性:为什么是以色列、以色列意味着什么、以色列将何去何从。
辩论回答不了以色列问题,以色列是如此复杂,它不会屈从于某一种论证或者抗辩;而回答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追述以色列的历史。于是,我开始撰写本书。以我自己的视角,用我的独特方式,将我们所有人的存在阐释为一个共同体。这本书讲述一个以色列人的个人旅程,他因经历席卷家乡的、戏剧性的历史进程而陷入深深迷惘。跨越时间和空间,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对国家更广泛意义的探索。通过家族历史、个人历史,以及深度访谈,我试图描述以色列的大历史,解决更深层次的以色列问题。一个世纪以来,我的国家发生了什么,让我们处于现在的境地?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将走向何方?我深深的焦虑是否有根据?我们的犹太国家是否真正处于险境?以色列人是否陷入了绝望的悲剧?我们是否能复兴和救赎自我,挽救我们深爱的土地?
注:上文节选自本书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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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语句摘自本书:
- 巴以冲突在可预见的未来并不能止息;以色列的区域霸权战略正在经受挑战;犹太国家的合法性遭到削弱;深度变革的以色列社会越发两极分化,自由民族的根基摇摇欲坠;调控不力的以色列政府不足以妥善应对诸如军事占领、社会分化之类的严峻挑战。
- 一方面,以色列是唯一一个实施占领政策的西方国家;另一方面,以色列又是唯一一个切实受到威胁的西方国家。占领和威胁的双重作用使以色列那样独特,以至于成为这个国家的两大支柱。
- 基什尼奥夫大屠杀之后的十年里,约有 100 万的犹太人逃离了东欧,其中,不到 35 000 人移民至巴勒斯坦。有明显的两种选择倾向:想要美好生活的大多数人去了美国;而那些想要构筑乌托邦的犹太人,则组织了“阿利亚”(aliyah)行动,前往以色列的土地。
- 他们意识到了一个根本问题,犹太民族正濒临灭绝。他们也意识到,解决根本问题仰赖根本的解决方式:犹太民族的自我变革。
- 我曾那样细致地聆听空袭警报,数算它的每一个音阶,也曾那样惶然地望向我深爱的人们,望向从德制面具中透出的、一双双惊恐万状的眼眸。
- 犹太人没有领地,没有国家,他们也没有所谓的自由原则和国家主权原则;是宗教信仰、宗教仪式、强大的宗教故事以及周遭外邦人砌筑的隔离高墙,使他们相偎成一个民族,代代相传。
- 如何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保持犹太人的民族性,如何防止犹太教信仰被犹太区的高墙所隔绝,如何引领大离散中的犹太民族走向现代西方化的自由与繁荣。
- 鲜活的历史记忆交织着不断进步的信仰,以及对历史荣耀激发起的实现现代化的决心的渴求。
- 恰恰因为一直以来的前途未卜,以色列人无比坚信着自己,坚信以色列的民族与国家,坚信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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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名:My Promised Land: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Israel
副标题: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
作者:[以色列] 阿里·沙维特
译者:简扬
评分:8.3
《我的应许之地》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以色列建国史,也是百年来犹太民族的奋斗复兴史。作者阿里·沙维特以自己家族故事为引子,通过亲身经历、深度访谈,历史文献、私人日志、信件等,通过一个个扣人心弦的个体故事,试图描述出以色列的全景大历史,以引出更深层次的以色列国家思考,并对中东地区的纷争渊源进行了历史性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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