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屏读时代与无序的知识和解

最近读凯文·凯利的《必然》，第四章《屏读 Screening》说明了未来的我们将生活在一个屏幕的世界（或是一个老大哥的世界）。他说在未来，书是“映入你视野的信息流”。作为信息流的书，“将是一种变化，是思考、写作、研究、编辑、改变、分享、社交、知化、组合、营销、进一步分享、屏读等动作的持续流动”，之后又“变成由订制字词和想法产生出的关系网络。”

过去这一年我都只读电子书，对此感受特别深。就想沿着 KK 的观点再做一些拓展。

笔记的历史——我们以前如何处理信息？

在国内的课堂上常能见到老师认真板书，学生认真笔记。而每学期末，好学生总把工整的笔记当做自己荣誉感和成就感的载体。

不知道是否有人好奇过，记笔记这种学习方法从哪里来？这种方法真的有效么？

徐贲在《统治和教育》中提到，记笔记起源于文艺复兴。当时的人们都把“能说会道”当作有学问的表现。“能说会道”不只是口齿伶俐，而且是对甚么都有话可说，对任何话题都可滔滔不绝。人文主义者把知识全面、渊博当作自己的学问目标，不仅如此，还要善于用文字言辞表达自己的知识，因此，写作的能力也就格外重要。

为达到此目的，当时著名学者伊拉斯谟 (Erasmus) 就认为丰富的知识有三个层次：“丰富的词汇”、“丰富的修辞手段”、“丰富的话题和题材”。这些东西需要记录下来后“分析并分类”，整理成一个树状的体系，以便记忆。

其实分类的方法，从亚里士多德就开始了。只是经文艺复兴，也就是希腊精神的复兴后，这个知识研究方法就随西方学术体系流传到世界各地。

笔记的目的是“分类”和“记忆”，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对于“秩序”和“拥有”的天然偏好，总希望对世间万物有一套简明、有秩序、可预测的原则，同时也希望拥有我们经历过的所有东西。

这种偏好即使是爱因斯坦也不例外。他一生都不能接受海森堡提出的量子“测不准原理”。他认为“上帝不会掷骰子”。一定有一个原则在某处等着我们。但化学家伊利亚·普里高津 (Ilya Prigogine) 的 耗散结构理论 (Dissipativestructures theory) 至少说明了，无序和有序在自然界都存在，且可以相互转化。换言之，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无序中包含着秩序，秩序中也包含着无序。别妄想用有序一统天下。

认知盈余与数字秩序

2010年，纽约大学教授克莱·舍基 出了本书《认知盈余》(Clay Shirky, Cognitive surplus)。2008年和2012年，戴维·温伯格 (David Weinberger) 出了两本书，《新数字秩序的革命》(Everything Is Miscellaneous) 和《知识的边界》(Too Bigto Know)。这三本书主要阐释了两个观点：

1. 信息太多了，远超过人的认知和记忆能力。
2. 今天的知识不需要分类，让他们在混乱状态就行。反正人类有种工具叫“搜索”。

这三本书的出现，至少是个标志，说明再把文艺复兴时代对于博学的认定标准当做今天的标准是可笑的。自从古登堡印刷术发明后，人就开始离“知识全面、渊博”越来越远。当今，一个人在一个极小的知识领域做到“全面、渊博”可能都要耗费毕生精力。这也说明了，今天的知识，作为一种信息，已经多到无法计量，更别提归类。让它们处于无序中也没什么。

哪种信息才有意义？

既然信息多到无法被分类，那必然是能被搜索到的信息才有意义。因为只有能被搜索的信息，才能被利用。能被利用，才可能产生新知识和新想法。我们对博学的标准也转变为“在有限的时间内，知道如何找到相关知识”。

当信息变得无序后，如何展现同一个信息的不同侧面就显得重要了。这就是“标签”。

在《必然》中，KK 把“标签”称为“数字体制第三阶段中的基本单位”。这是对无序信息的分类方式。因为信息不仅仅体现出单一面向，而是对不同的人展现不同意义。

比如此刻，我手边有本尼尔·弗格森的《纸与铁》。这本书讲一战后德国的经济危机。如果在传统图书馆，那里采用杜威十进制图书分类法，这书既可放到“历史类”书架，也可放到“金融类”书架。书只有一本，那放哪个书架合适？

但今天我们用标签分类。这本书除了“历史”、“金融”两个标签，还可以加上“德国”、“凡尔赛体系”、“通货膨胀”，甚至是“希特勒”、“德国码头工人”。任何人只要搜索这些标签中的任何一个，这本书都可以跑出来。这将给信息的利用增加更多便利。

未来，标签的搜索将不仅仅在书籍上。任何信息，无论它的载体为何（视频、音频、图片），无论有多碎片，都能被打上标签并被搜索。这才是对信息的尊重。

对标签的应用，已经不局限在信息上。在亚马逊公司的仓库里，货品也是乱放的。见缝插针型的乱放是为了节省仓库空间，只要记得放哪儿（所有货品都有 RFID 标签），机器人就去会自动去取。

哪种人类能力更关键？

这时候，人再面对信息时，记忆力不再那么重要（有些基本的东西还是要背的，比如单词、公式），关键的是判断力。按照康德的说法，判断力是把一个概念运用于一个经验对象，或者把一个纯粹概念、一个范畴运用于具体场合。比方说，医学知识有很多很多。但一个医生无论读多少医书，如何把这些知识运用到具体临床上，只能靠实践经验。哪种症状，更可能是哪种疾病，这就是判断力的体现。这个能力，据说 IBM 有机器人可以代替一部分。它会根据症状，列出各种疾病可能的概率。但具体是哪种，还要靠人。

启蒙时代的著名哲学家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 在谈诗歌的时候，更是提出记忆与判断的关系。他说“我深信，我们只可能靠现在的知识，而不能靠过去或将来的知识成为有学问的人。那些学究的学生和孩子们也不吸收知识，因此，那些知识口耳相传，不过用来作为炫耀、交谈和引经据典的资本，有如一枚毫无意义的钱币，除了计数或投掷外，再没有其他的用处。”他还说，警句和妙语，多一句少一句，先说后说不重要。韵律也非诗歌的关键。只要有独特的思想，有高度的判断力，就是一位好诗人。

创意更是判断力的体现。面对一个经验对象，到底哪些纯粹概念或范畴适用？这时候，搜索功能就能替代一部分记忆力，把原本意识中的模糊记忆翻找出来。甚至是按照簇状或网状的方式找出来。要知道，无序状态的碎片信息，它们相互间的链接不是人能想象的。每两个知识点可能连接着多条线或每条线连着多个点。创意往往是发现了点与点之间新的通路，或是线两端链接的新点。

2010 年，史蒂文·约翰逊在《伟大创意的诞生》(Where Good Ideas Come From) 提到一个软件 —— DEVONthink。这个软件能记住你读过的文章，然后通过算法，检测到各文本之间微妙的语义连接。它可以通过跟踪同时出现的词语的频率，来发现不同词语之间的关联继而建立起不同想法之间的关联。

作者举了个例子: “几年前，当我在伦敦写一本有关霍乱的书时，我利用 DEVONthink 软件找到了有关维多利亚时代的污水处理系统的信息，因为这个软件检测到‘废弃’通常与‘污水’同时出现，它指引我找到了一篇有关脊椎动物骨骼组织的进化方式的文章：即通过再利用细胞新陈代谢产生的钙废物从而完成进化。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错误的结论，但正是这个结论促使我展开对复杂系统是如何完成废物再利用的长期研究。”

有了更先进的算法，就算是你忘记的信息，也会主动跑到你面前，告诉你“这条信息可能有参考价值”。

什么才是书的价值？

书自身不过是信息的载体。读书，就是把有序的信息（一本书就是一套被整理过的信息）变为大脑中无序的记忆碎片。如果一个人读书的目的是产生新的想法或得到启发，必然希望在需要（如写作）时，迅速调出碎片，并通过碎片找到原文。

举个例子。假设，我在某时读一本历史书，知道了“博弈论” 。这个理论后来在一本经济学书、一本社会学书或一本数学书中又出现过。但记忆力的限制，让我不可能清晰记得各作者是怎么阐释或利用这个理论的。所以，一本好的书，应该让我在需要时，迅速在书里找到“博弈论”的段落并可直接引用。换言之，只有其中信息能被快速调用的书，才是有价值的书。要达此目的，纸质书绝不可能快过电子书。

可这还不止。如果读一本书时，你还能读到其他读者的批注和评论，启发可能比独自阅读更多。这种功能只有电子书才能实现。人们读书还有社交分享的欲望，快速复制你要分享的段落，也只能靠电子书。

而纸质书减分的地方除了以上几点，还有物理的储存空间。这种痛苦搬次家就知道了。除非纸质书本身就是艺术品，或有某种纪念价值，它才能超越信息载体的价值，值得被保存。

何为理想的电子书？

前文中，我提到的那些关于信息与书的部分, 合在一起就是理想的书的形式。纸质书显然不符合这个标准，可也并非所有电子书都符合。只要书有数字版权保护(Digital Right Management)，搜索和引用时都非常麻烦。

《必然》中，KK 说“目前，亚马逊、谷歌等提供屏读内容的公司，仍在遵循纽约出版商制定的规则，等待部分畅销书作者的许可。这些电子书的监管者已经同意在当前，通过一系列方法削弱电子书的极端流动性。这些方法包括：防止读者接触容易复制粘贴的文本，禁止读者复制一本书中的大量段落，以及其他严肃处理文本的行为。”

削弱流动性和限制复制文本大量段落，都是反电子书自身特性的行为。我当然能理解版权保护的重要性。我自己常写一些文章，自知写文章非常耗费精力。一本书的作者，可能积累加写作要耗时数年甚至更多。他们理应为自己的付出获得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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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