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书]《规训与惩罚》隐藏在惩罚背后的权力

20 世纪 70 年代的福柯积极致力于各种社会运动，他运用自己的声望支持旨在改善犯人人权状况的运动，并亲自发起“监狱情报组”以收集整理监狱制度日常运作的详细过程；他在维护移民和难民权益的请愿书上签名；与萨特一起出席声援监狱暴动犯人的抗议游行；冒着危险前往西班牙抗议独裁者佛朗哥对政治犯的死刑判决，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他深入思考权力的深层结构及由此而来的监禁、惩戒过程的运作问题。这些思考构成了《规训与惩罚》的全部主题。

该书考察了历史上权力运作的三种形式。一是封建时期作为展现王权的“酷刑”，二是启蒙时期的对惩罚的改革，三是现代的“规训”及体现规训技术的监狱。在福柯看来，这三个时期的权力运作形式的变化，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而是存在“断裂”。

福柯的这本书以 1757 年对弑君者达米安的酷刑的惊心动魄的描绘开始。他被用烧红的铁钳撕开他的胸膛和四肢，再将熔化的铅液、沸滚的松香和硫磺浇入撕裂的伤口，然后再四马分尸，最后焚尸扬灰。这种公开处决，乃是一种展示权力的仪式。它并不是要重建权力，而是要重振权力。但是，这种不以“残暴”为耻的惩罚被力求“人道”声誉的惩罚所取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公开处决本身包含着使其衰亡的因素。本来在公开处决的仪式中，主要的角色是民众，目的就是要以儆效尤，但民众的角色却是多义的。他们可能表现出对惩罚权力的拒斥，有时会出现暴乱，构成了对公开处决仪式的干预、指责和破坏。因此，这种公开处决为国王暴力与民众暴力之间的较量提供了一个舞台。

因此，18 世纪的改革者认为，在这样的危险的仪式化的暴力中，双方都超出了正当行使权力的危险，因此，刑事司法不应该报复，而只是应该给予处罚。于是他们提出了必须以“人道”作为“尺度”。但福柯却通过对司法档案的研究，发现远不是这么一回事。这只是一种权力运作形式的变化。因为刑罚的放宽过程，只是一个双重的运动。这个时期，犯罪的暴烈强度减弱了，惩罚也相应地不那么激烈了；对人身的侵犯大幅减少，对财产的侵犯似乎超过了暴力犯罪；遏止有组织犯罪的治安机关的迅速发展，使犯罪转向更为分散的形式，等等。可以说，惩罚的对象和范围都变了，这就需要确定新的原则以对付变得更加微妙而且在社会中散布得更广泛的目标，就需要寻找新的方法以使惩罚更适应对象和更加有效，就需要制定新的原则使惩罚技术更规范、更精巧、更普遍。

因此，18 世纪的刑法改革，就是建构惩罚权力的新结构和新技术，通过提高惩罚的效率和扩充其网络来减少其经济和政治代价。因此，要求“人道”地进行惩罚，并不是考虑到罪犯身上隐蔽着某种人性，而是因为必须调控权力的效果。这种权力运作方式的变化，也体现在权力作用点的变化上：不再是运用于肉体，而是运用于精神，更确切地说，是运用于在一切人脑海中传播着的表象和符号的游戏。可以说，这种新的惩罚是以“表象”技术为基础的。这种技术就是要在犯罪观念与惩罚观念之间建立起牢固的联系，使得对于试图犯罪的人来说，犯罪念头将足以唤起惩罚的符号。其好处则是，这种惩罚显现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后果，就不会显得像是某种人世权力的武断后果。因此，在刑罚中，人们不是看到君主权力的存在，而是辨认出法律本身。每种惩罚都会公之于众，因而具有昭示罪行的作用。各种告示、标语、读物等，不断重复有关的符码，路口、公园、道路、桥梁等都成了惩罚的剧场。惩罚不再是一个仪式，而成了一种符号，成了一则寓言，成了一本永远打开的可以能够随时查阅的书籍。

可是，与改革者的梦想相反，在 18 世纪还是处于边缘的监禁，在短短的 20 年内就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惩罚形式。他们梦寐以求的能够对公众的心灵产生重大影响的惩罚剧场，被庞大统一的监狱机器所取代。这种取代标志着一种新的权力技术的产生，即规训权力的产生。规训可以说就是该书的一个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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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名：Surveiller et punir
作者：[法] 米歇尔·福柯
译者：刘北成 / 杨远婴
评分：9.2

本书讨论了现代化前的公开的、残酷的统治（比如通过死刑或酷刑）渐渐转变为隐藏的、心理的统治，以及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法律综合体的系谱。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

本书陈述了有关对犯人的严刑拷打日渐被控制他们的监狱规章所取代的轨迹，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相关的政治、法律、权力、观念和科学技术问题；表明人类社会是如何从古代通过酷刑对人类肉体和精神的疯狂肆虐，逐步演化为一种通过实施“温柔的”暴力而使被统治者臣服和“自觉”接受规训的生存目的；进而通过对权力功能进行的微观分析，使人们对一系列传统观念都产生耳目一新的认识；认识到人们的身体、行为和主体也都是权力作用与塑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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