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书]《记忆的性别》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妇女

从 1996 年到 2006 年这十年间，我和高小贤搜集了七十二位妇女的生活史。除了一位妇女之外，其他人在接受访谈时都已经年逾六十，很多都是年近八十或更年长。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她们都已经记事或者成年，其中的大多数对 30 年代和 40 年代有全面深刻的记忆。

她们中有几个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还获得过全国或地方劳动模范的盛誉。有些是地方上的积极分子，有些担任过负责组织妇女劳动力的村一级干部，有的曾当过接生员。其他的则因为家庭情况或者个人偏好或者两者兼有的缘故，并未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她们中大多数人都像朝凤一样，在结婚数年前即被送到未来丈夫的家里。高小贤除了认识在她妇联工作期间曾见过的劳动模范以外，并不认识其余的妇女。但她和我们所访问的妇女门有时却发现她们都在妇联的关系网络中有共同的熟人。这样的网络是妇联在陕西农村半个世纪的工作中产生的。

我们的受访对象大部分都居住在四个村庄中的某一个。渭南县的 B 村以及合阳县的 G 村位于 以“关中”而闻名的陕西中部地区。关中——本意为“四关之中”，是沿渭河流域的一块狭长地带。渭河沿水平方向以西安为大致中心点将陕西一分为二。南郑县的 T 村和丹凤县的 Z 村，地处陕西省下三分之一处的陕南（陕西南部）。陕南坐落在秦岭南端，关中则处秦岭以北。陕南的作物和气候更接近四川北部地区，而不同于陕西其他地区。关中和陕南皆有土壤肥沃和景色优美的地区，然而近几个世纪以来，整个陕西省都很贫穷。甚至到了二十一世纪初，陕西与中国改革时期繁荣的东部沿海城市之间仍有天渊之别。

与陕西北部地区很不一样的是，我们所走访的村庄并未成为过中国共产党的战时总部，因此在 1949 年前，共产党没有在这些村庄中的任何一个长期驻扎过。这些村庄在 1949 年前几十年也几乎没有受到中共延安总部活动的影响。直到 1949 年年中，八路军（当地依旧这样称呼）经过村庄，村民们才知道共产党。40 年代，延安的妇女们在党的号令下被动员去参加劳动和政治活动，但是关中和陕南地区妇女劳动的变化却直到 50 年代才发生。

我们对其中的两个村进行过两次探访，于三年后回访了 G 村的妇女，十年后回访了 B 村的妇女。我们对数个村子的老年妇女的成年子女们进行了访谈。我们与曾在 50 年代参加过妇联组织工作并在农村长时间待过的妇女进行了交谈。

为了理解妇女的记忆是否以及怎样不同于男人的记忆，我们访谈了一小部分的男人。他们与这些妇女同村，在集体化时期担任过村干部。我们发现在各方面都有令人惊奇的性别差异，从他们的时间感和对政治事件的叙述到与他们与母亲的关系。我们采访的男人们比妇女们更严密地遵循着官方用语和历史分期，并极少开口谈论关于他们自己的事情。然而我们的男性样本有限；在我们采访的村庄，与妇女们情况不同的是，年过七十还健在且条理清晰的男人则并不多。男人们的缺席提醒我们这些资料的短暂性，让我们的研究工程变得更紧迫。

我们询问发生在妇女身上的一系列变革：田野劳作、家庭劳动、育儿和婚姻——在这些带有明显社会性别指向的领域中，妇女的记忆经历不同于男人的记忆经历。社会性别的劳动分工在整个 50 年代的农村地区持续发生变化，尽管一些妇女原有的家庭经济活动减少，但她们依然被带入前所未有的广阔的活动领域。然而，由于社会性别化工作的具体内容不断变更，性别差异本身依旧是组织农村生活的核心原则，并为干部和普通村民所接受。

本书要问的是，从地方层面上看，社会主义是什么？为了谁？社会性别在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注：上文节选自本书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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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名：The Gender of Memory
作者：[美] 贺萧
译者：张赟
评分：9.1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体化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巨大变化，后世著作也对此多有研究论述。然而，中国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却对此鲜有发声。本书开创性地从性别研究和集体记忆的角度切入了中国当代史研究。作者用历时 15 年收集的口述史资料，向我们描述了陕西省某农村的 72 位老年妇女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生变迁。通过深入分析这些被访者的人生故事，作者从女性视角出发，记载了农村社会变迁对于妇女生活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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