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自由是一种责任

大陆知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先前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毕业典礼上作为教授代表致词时,谈到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责任,更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而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结果,这篇演讲在刊出后,不到半天时间火速遭到撤除,被两岸各界讥讽。

7 月 1 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7 年的毕业典礼,张维迎代表教授发表题为“自由是一种责任”的演讲,但北大国发院官方微信帐号刊出后不久就被下架,搜狐刊登的演讲全文,也在 24 小时内消失,引起不少网友议论。

以下是网络上流传的张维迎演讲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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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好!首先祝贺大家毕业!

“北大人”是一种光环,也是意味着责任,特别是对我们这个苦难深重、饱受蹂躏的民族的责任。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并且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古代中国有过辉煌的发明创造,为人类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过去 500 年,中国在发明创造方面乏善可陈。让我用数字说明这一点。

根据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 Jack Challoner的统计,从旧石器时代(250 万年前)到西元 2008 年之间产生了 1001 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 30 项,占 3%。这 30 项全部出现在 1500 年之前,占 1500 年前全球163项重大发明的 18.4%,其中最后一项是 1498 年发明的牙刷,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项重大发明。在 1500 年之后 500 多年全世界 838 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经济成长源自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的不断出现。古早的社会只有农业、冶金、陶瓷、手工艺等几个行业,其中农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现在我们有多少个行业?按照国际多层分类标准,仅出口产品,两位数编码的行业有 97 个,4 位数编码的行业有 1222 个,6 位数编码的行业有 5053 个,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些新的行业全是过去 300 年里创造的,每一件新产品都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在这些众多的新产业和新产品中,没有一个新行业或重要产品是中国人发明的!

以汽车产业为例。汽车产业是 1880 年代中期由德国人卡尔˙奔驰、戴姆勒和迈巴赫等人创造的,之后经历一系列的技术进步,仅从 1900 到 1981 年间,就有 600 多项重要创新(Albernathy, Clark and kantrow (1984))。中国现在是第一汽车生产大国,但如果你写一部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史,榜上有名有姓的发明家数以千计,里面有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比利时人,瑞典人、瑞士人、日本人,但不会有中国人!

即使像冶金、陶瓷、纺织等这些在 17 世纪之前中国曾经领先的古早行业,过去三百年里的重大发明创造,没有一项是我们中国人做出的。我要特别强调一下西元 1500 年之前和 1500 年之后的不同。1500 年之前,全球分割成不同的区域,各区域之间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一项新技术在一个地方出现,对其他地方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人类整体的贡献非常有限。比如说,东汉的蔡伦于西元 105 年发明了造纸,但中国的造纸技术到西元 751 年后才传到伊斯兰世界,又过了三、四百年才传到西欧。我上国小的时候,练字还得用土盘,用不起纸。

但 1500 年之后,全球开始一体化,不仅技术发明的速度加快,技术扩散的速度变得更快,一项新技术一旦在一个地方出现,很快就会被其他地方引进,对人类整体的进步发生重大影响。比如,德国人于 1886 年发明了汽车,15 年之后,法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国,又过了 15 年,美国取代法国成为第一汽车生产大国,到 1930 年,美国汽车普及率已达到 60%。因此,1500 年之后,创新才真正有了国家间的可比性,谁优谁劣一目了然!中国在过去 500 年没有做出一项可以加载史册的发明创造,意味着我们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几乎为零!比我们的祖先差远了!

我还要强调一下人口规模问题,国家规模有大有小,国家之间简单比较谁的发明创造多,容易产生误导。理论上讲,给定其他条件,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创新越多,技术进步越快。并且,创新之比与人口之比是指数关系,不是简单的等比例关系。原因有二:第一,知识在生产上具有重要规模经济和外溢效应;第二,知识在使用方面不具有排他性。

10 多年前,美国物理学家 Geoffrey West 等人发现,在城市生活中,人类的发明创造与人口的关系遵循正 5/4 指数缩放规则: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是另一个城市的10倍,那么,发明创造总量是后者的 10 的四分之五次方,即 17.8 倍。

以此来看,中国对世界发明创新的贡献与中国的人口规模太不成比例。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 4 倍,日本的 10 倍,英国的 20 倍,瑞士的 165 倍。按照知识创造的指数缩放法则,中国的发明创造应该是美国的 5.6 倍,日本的 17.8 倍,英国的 42.3 倍,瑞士的 591 倍。

但实际情况是,近代 500 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不要说与美国、英国比,我们甚至连瑞士的一个零头也达不到。瑞士人发明了手术钳,电子助听器,安全带,整形技术,液晶显示器,等等。中国人民银行印刷人民币使用的防伪油墨是瑞士的技术,中国生产的面粉有 60% 至 70% 是由瑞士布勒公司的机器加工的。

问题出在哪里?难道是中国人基因有问题吗?显然不是!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古代中国的辉煌。

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和制度。创造力依赖于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中国人最具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宋代,这不是偶然的。这两个时代也是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

西元 1500 年之前,西方不亮,东方昏暗。西元 1500 年之后,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逐步走向自由和法治,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我必须强调,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今天,饭前便后洗手已成习惯。但是,1847 年,匈牙利内科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提出医生和护士在接触产妇前需要洗手的时候,他冒犯了同行,并因此丢掉了工作,在一个精神病院死去,终年47岁。

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的观点基于他对产褥热的观察,当时他所在的医院有两个产房,一个服务于富人,由专业医生和护士精心照料,这些医生不断在接生和解剖尸体之间转换工作;另一个服务于穷人,由接生婆负责。他发现,富人得产褥热的比例是穷人的三倍。他认为,原因是医生不洗手。但他的看法与当时流行的科学理论相矛盾,他也不能对自己的发现给出科学证明。

人类的卫生习惯是怎么改变的?这与印刷机的发明有关。

1440 年代,德国企业家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印刷机使得书籍和阅读普及开来,许多人突然发现,他们原来是“远视眼”,由此对眼镜的需求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在印刷机发明一百年后,欧洲出现了数千家眼镜制造商,并由此掀起一场光学技术的革命。

1590 年,荷兰眼镜制造商 JANSSEN 父子把几个镜片累在一起放一个圆筒里,发现透过玻璃所观察的物件被放大,由此发明了显微镜。英国科学家 Robert Hook 用显微镜发现了细胞,引起了科学和医学一场革命。

但最初的显微镜分辨率并不高,直到 1870 年代,德国镜片制造商 Carl Zeiss 生产出了新的显微镜,它是基于精确的数学公式构造的。正是借助这种显微镜,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等人发现了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细菌,证明当年匈牙利医生塞麦尔维斯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创立了微生物理论和细菌学。正是微生物学和细菌学的创立,逐步改变人类的卫生习惯,并由此导致人类预期寿命的大幅度延长。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古腾堡的印刷机被禁止使用,或者只被允许印刷教会和行政当局审查过的读物,那么,阅读就不会普及开来,对眼镜的需求就不会那么大,显微镜和望远镜就不会被发明出来,微生物学就不会创立,我们不可能喝上消毒牛奶,人类的预期寿命也不会从 30 多岁增加到 70 多岁,更不要幻想探索宇宙空间了。

过去 30 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 300 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的基础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要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我们只是套利者,不是创新者,我们只是在别人建造的大厦上搭建了一个小阁楼,我们没有狂妄自大的理由!

牛顿花了 30 年的时间发现了万有引力,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搞明白了万有引力定律,如果我宣称自己用三个月的时间走过了牛顿 30 年的道路,你们一定觉得可笑。如果我再反过来嘲笑牛顿,那只能说明我太无知!

我们常说中国用世界 7% 的可耕地养活了世界 20% 的人口,但我们需要问一问:中国何以做到这一点?简单地说,就是大量使用化肥。中国人食物中大约一半的氮来自无机化肥。如果不使用化肥,一半的中国人会饿死。

氮肥的生产技术是那来的呢?是 100 多年前,德国科学家弗里茨·哈伯和 BASF 公司的工程师卡尔·博什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后,中国与美国做的第一单生意,就是订购 13 套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合成氨尿素生产设备,其中 8 套来自美国的 KELLOGG 公司。

再过 50 年、100 年重写世界发明创新史,中国能否改变过去 500 年史上的空白?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否持续提升中国人享有的自由。因为,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使中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

因此,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责任,更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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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维迎,本文为2017年7月1日张维迎教授在2017年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来源:爱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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